中国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问题探究

发布时间:2019-08-23作者:方印 高赟 张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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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当大数据产业迅速发展之际,环境保护部成立生态环境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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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2015年9月5日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文件,中国大数据发展已逐渐成为各级政府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抓手与必要手段。环保部也因此成立以陈吉宁部长为组长的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领导小组,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数据化提供政策导向。随着生态环境大数据系统的深入发展,作为保障生态环境系统技术基础信息的大数据,将进一步提高环境规则治理水平,提升中国环境资源法治建设者的治理决策与执行能力。大数据应用于中国环境资源法治建设,既是完善环境法治建设必备要素,又是数据信息应用符合环境资源精细化与规模化治理、动态与静态治理、即时与长远治理辩证法要求的必然选择。然而,目前国内对大数据应用于环境资源治理领域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管理与技术方面,较少涉及将该成果与社会治理工具的法律进行融合的环境法治领域。生态文明要求的“统筹规划、动态观察、精细治理”方式需要生态环境大数据的应用在法治认识上精准到位,在运用对策上精准服务。尽管如此,中国在大数据应用于环境资源法治问题的研究已经逐步展开。方印、张海荣探讨了大数据应用于法学研究与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1]。方印、徐鹏飞探讨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中国环境法治问题研究的基础及影响,阐述了大数据技术对环境法基本原则的影响,指出中国环境法治问题研究者应该如何应用大数据及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为大数据应用于法治问题研究指明了大方向?[2]。方印还论及了加强实证方法和以数据为依据的方针解决环境资源法治难题 [3]。王建民对环保部《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产生背景与价值意义进行了探讨,并在《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思路,即集约化运营、整合与贡献数据资源、建设数据管理平台、激发生态大数据应用创新、以大数据推进环境体系建设、建立科学决策机制、打造精准监管模式、构建惠民服务体系。该文立足环保部《方案》,结合《方案》内容,提出了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方向,具有对实践工作的实践意义?[4]。这些成果为中国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于实践问题研究提供了创新思路和基本方向,从而为中国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问题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我国现有的环境资源大数据法治的有益尝试,也为完善环境资源大数据法治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为此,本文将从中国环境资源大数据应用的现实状况出发,总结归纳中国环境资源大数据信息应用的价值效用与实践探索,分析探讨中国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的主要困境,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将大数据信息依法有序、规范高效地应用于环境资源法治进程中,进而全面推进大数据参与中国环境资源法治建设。

二、中国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的价值效用与实践探索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规划、动态观察、精细治理”的需求,中国环境资源大数据治理模式有助于环境资源即时治理和长远治理的统筹、动态治理与静态治理的协调、精细治理与规模治理的统一。中国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功能的实现有助于中国环境资源信息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一)中国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的价值效用

  大数据与环境资源规则治理的各个要素密切相关,这为推动中国环境资源法治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一,大数据为中国环境资源的精细化与规模化治理辩证结合提供了可能。环境资源法治不仅仅是建设生态型社会的关键要素,更是保护和改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手段。环境资源法治涉及门类众多,涵盖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如果没有客观全面真实的数据信息、科学理性的决策及高效务实的执行,往往会使环境资源法治活动十分粗糙。精细化治理将环境资源分门别类地加以关注,立足于每一个生态基本模块,大大提升环境资源法治的定点效用,是推进我国全面法治建设的不二法门。我国地大物博,许多资源利用与环境问题都呈现出区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需要规模化治理才能解决。规模化治理通过对污染地区由点及面的污染信息全面掌握,将区域内的连环污染进行连片治理,从而彻底有效地解决区域污染问题。而规模化治理的推行需要对环境资源纷繁复杂的各种数据进行处理,因此大数据技术是解决该问题的必然选择。大数据技术通过分析海量数据,将数据转变为可用资源,对碳排资源交易、大气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等资源利用与环境治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为精细化和规模化治理的辩证结合提供了可能。

  第二,大数据为中国环境资源的静态与动态治理辩证结合提供了可能。长期以来,中国环境资源治理以静态治理为主要治理方式,治理目标以为维持社会静态稳定为主要目标,而这种治理方式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将发生改变。近年来,供给侧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导致环境资源流通增速出现爆发性增长,原有的静态治理开始逐渐不能适应环境资源保护的复杂局面,跨区域、流域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将静态治理转向动态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撑,对于不同的社会个体掌握的数据变动与趋势的抓取,能够更为全面地分析与掌握生态环境的实际变化,对于被动的静态治理转变为主动的动静治理相结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大数据为中国环境资源的即时与长远治理辩证结合提供了可能。即时治理,是指对即时性侵害进行制止,将短时侵害降到最小的治理方式。长远治理是指通过将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治理目标作为决策机理的治理方式。即时治理与长远治理在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即时治理针对偷排等瞬时对环境造成巨大影响的行为进行即时制止,长远治理则对“顽固”的环境问题提供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在环境资源治理中,即时与长远治理的不同通常取决于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大数据技术的帮助之下,正确处理环保与发展、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的辩证关系,将“经济账”与“环保账”算明白,才能使得即时治理与长远治理落到实处,使相关部门能够正确做出即时治理与长远治理直接的选择,并且精准定位长远治理的时间,将长远的有效化治理常态化,对解决土地重金属污染、跨区域水污染以及大气污染等众多环境问题具有相当的意义。

  (二)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的法治实践

  环境资源法治的基本运行状态主要表现为环境资源立法、环境资源执法、环境资源司法和环境资源守法四个主要方面。因此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的实践探索也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环境资源立法大数据应用层面的经验。因环境资源治理的特殊性,环境资源法治呈现出领域治理的特征,环境资源大数据的立法应用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的治理政策和地方层面的立法尝试。《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颁布为环境资源大数据治理提供了政策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从环境信息收集、监测、整理、披露角度规范环境数据保障环境信息权益,《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作为地方首部大数据应用法规,更是对贵州省内大数据的发展开发、共享开放、安全管理作出细致规定。这些立法工作已经明确表明大数据应用于中国环境资源法治的先决条件已经日趋成熟。

  第二,环境资源执法大数据应用层面的经验。我国将建成涵盖大气、水、土壤、噪声、固体废物、辐射、自然生态等要素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实现环境质量、污染源、生态状况监测数据有效集成、互联共享,构建排污单位环境行政审批、排污许可、污染物排放、排污收费、环境违法处罚、环保税收等主要信息的实时互通共享和查询体系。比如,成都计划建立环境应急信息化管理平台,普通市民可在手机上通过APP服务查询成都实时空气质量和预测分析 [5]。昆明环保部门已建成涵盖空气质量、地表水、噪声以及排污企业的在线监控系统,对昆明全市环境状况进行全方位监控 [6]。福建出台了公开大气、水环境质量监测信息方案,对环境资源进行监控和公开 [7]。中国环境资源信息监测已初具规模,形成信息系统监测初级体系,为今后环境资源信息大数据平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三,环境资源司法大数据应用层面的经验。大数据在环境案件司法信息收集、环境案件司法信息处理、环境案件责任评估、环境案件执行监测等方面发挥作用。虽然大数据在司法应用中起步较晚,但发展非常迅猛,随着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智慧法院”的建设,大数据在司法中应用已经颇具规模。越来越多的省市司法机关将会加入大数据建设的浪潮之中,这为环境资源特定案件在司法中使用大数据提供了便利。除司法技术引入大数据外,司法裁量更体现大数据的价值。大数据信息作为特殊的证据种类,将会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环境资源司法裁量中。

  第四,环境资源守法大数据应用层面的经验。大数据技术监控一方面大幅减少人力成本,另一方面更为及时精确提供监测服务。大数据技术不仅仅对企业污染物进行直接监测,而且还能够测算企业用电量、用水量、职工出入数量和时间等多种参数以预估企业污染状况。大数据技术还能帮助企业精确“算账”,合理规划治污装置的成本与消耗带来的负担,还可将多余的治污能力进行销售,治污能力不足的企业可提前规划治污方案,使得全社会有能力主动治污,进而形成守法的社会风气。许多省市正在逐步建立居民环境大数据互动系统,帮助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减少如小汽车尾气等污染物的排放,还帮助居民加入大数据环境资源监管系统,实现全民监管、全民保护环境的目标。

三、中国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的现实困境

  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影响力急速增大。方印与徐鹏飞研究指出,大数据在构建与完善国家与地方互动合作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也有着重要的作用。程春明等虽然立足于数据共享、数据开放、应用创新、技术落地四个方面,提出了加快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的建议,但主要将数据建设作为核心而割裂数据与生态环境联系的观点仍需完善?[8]。熊德威虽然阐述了贵州生态环保大数据建设与应用中的主要问题为资源碎片化、应用发掘不充分、管控体系不健全、安全保障不严密等问题,但对大数据监测、执法、评价及机动车管理四个方向的发展策略并未详细论述 [9]。可见,已有研究对于大数据在环境资源法治建设应用中面临的现实困境论述较少,分析不够系统、全面与深入。本文将详细论述大数据在环境资源法治建设应用中的现实困境。

  (一)环境资源数据信息系统基础建设不足

  环境资源数据信息的有效应用,要求数据信息系统建设涵盖收集、处理、识别等各个方面。因为中国环境资源大数据信息系统建设起步较晚,所以环境资源数据信息系统建设还很不完善,本文认为主要存在如下三类问题:

  第一,环境资源数据信息门类庞杂,获取困难。大数据应用立足于海量数据,环境资源信息因其门类庞杂,牵连甚广,为环境资源数据信息的获取带来客观困难。而信息收集设备的局限和数据处理人员的稀少导致中国现阶段数据信息的获取无法细化,只能覆盖环境资源的表层部分,进而导致可用数据信息极其匮乏。环境资源数据信息的挖掘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撑。如对水资源了如指掌的学者在面对矿产资源时往往无能为力,测量水资源的仪器无法应用到矿产资源信息资源收集上等。现有的环境资源收集主要是出于对资源利用上的研究,对于环保方面的研究较为贫乏。资源测量技术也主要集中于资源利用,环保部门对于测量技术的投入甚少。环境资源数据信息拥有周期性,融合困难。由于数据信息收集周期过长或数据信息处理周期过长等原因,常常是已经造成了影响,数据信息才发挥作用,例如兰州自来水苯污染事件。

  第二,环境资源数据信息碎化零散,处理困难。中国环境资源数据信息仍未摆脱信息碎片化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因环境资源信息种类庞杂导致的种类碎片化;因环境资源信息载体多样导致的样态碎片化;因环境资源数据来源多样导致收集碎片化;因环境资源数据处理分散导致的共享碎片化。环境资源数据信息的种类多,数量庞大,收集部门多,收集方式繁杂,这些原因导致了现阶段环境资源数据信息储存开发利用碎片化。环境资源数据信息模态呈现多样化,且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访谈、实验数据等系列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不能简单地通过计量分析技术进行直接处理。环境资源数据信息的收集方式主要有主动收集、被动收集、企业汇报、公众汇报等多个方面,大数据常见的来源有互联网大数据、政府运行过程中的大数据、企业大数据及个人大数据等。目前,中国环境数据信息分为部门所有,没有专门负责数据搜集、处理的部门与制度,现有数据流动不强,使用率低,是阻碍环境资源大数据应用发展进程的重要问题。中国环境资源信息完整数据库缺失,导致学界、实务界及利益相关者无法进行跨业务系统与跨库查询。地方政府及各部门间无法整合和共享信息,项目开展存在重复收集信息的现象。环境资源数据信息的碎片化严重影响了环境资源信息的处理效率。

  第三,环境资源数据信息起步缓慢,应用困难。目前中国对大数据的研究还处于概念性和基础性研究阶段,大数据应用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高校及科研部门在大数据的研究上都还处于理念探索阶段。环境资源大数据服务具有很高的专业性及科学性。比如建立一个云环境下通用的大数据服务应用模式,那么该应用模式可分为五个层次,自下而上分别为数据资源层、数据资源捜集层、任务规划层、可信狙合评估层及大数据分析算法实现层?[10]。就该模型服务于环境资源数据处理而言,其中数据资源层需要一个建立完善的数据收集系统,以便对区域内环境资源信息进行全面的收集。如森林环境资源动态监测指标可从涵养水源价值、保持水土价值、培肥地力价值、纳碳土壤价值、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城市景观价值、净化环境价值这7个方面进行动态监测 [11]。现阶段环境资源保护部门对于数据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因为现有数据应用得不够充分,导致环境资源法治工作对于用数据说话的重视程度不足。囿于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的能力,法治进程中的研究及实务工作多数是通过价值判断推测进行,未完全达到科学化立法及依法治理的目标。

  (二)大数据应用环境资源法治各领域个性问题突显

  环境资源法治建设大数据信息应用存在诸多不足,这些现实困境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环境资源法治建设进程,进而影响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质量、速度与规模。具体表现为:

  第一,环境资源立法大数据参与应用立足未稳。一是立法未对数据信息使用进行指引。环境资源保护性立法在不同时期,遵循着不同的原则,着重研究与保护的方向也有所不同。由于科学技术及经济条件的制约,环境资源信息收集还无法做到全面立体化收集,这导致建立监测模块时会对某些环境资源数据信息有所偏重,而对于非经济性或经济性已不足的环境资源信息监测会有所欠缺,而这些环境资源可能本身更需要得到保护。二是立法不够精细影响使用效果。例如《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中规定实施“数据铁笼”,规范权力行使,对公共权力、公共资源交易、公共资金等实行全过程监督。但是如何监督,如何行使公共权力,由哪个部门负责,有多大职权,是否需要审批,可以有哪些行政监督,都未详细说明,出现了有法不能依的情况。三是立法滞后效率低下。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而立法工作周期长,难度高,明显不能跟上大数据发展脚步,许多企业由于没有立法保障权益,只能对大数据产业“望梅止渴”,不敢涉足其中。

  第二,环境资源执法大数据应用浅尝辄止。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使环境资源部门逐渐变成了各自领域有关数据的分析者,在海量数据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可以提高环境资源环境执法的科学性。大数据技术的合理使用可以帮助执法者获得海量信息,进而提高执法者的执法效能。现阶段,执法记录仪、各类监测设备等数据硬件已经大量配备到执法队伍中,但是使用效果不尽人意。一方面,各级工作人员对于信息记录工作还有疑虑,持怀疑态度,使用积极性不高,存在选择性记录的现象。另一方面,信息软件系统接口不一,数据信息分散在各个系统之中,缺乏统一的信息处理标准,给数据公开和处理带来困难。由于大数据技术发展不够成熟,现阶段环境资源执法在环境资源数据信息使用上不够深入,仅能从表面对排放是否达标等基础数据进行监测,在监测超标后开展执法工作。不仅执法数据利用率低,在执法精准数据化上也存在许多困难,对超标企业排放造成的具体污染结果很难完全量化,特别是在区域性整体环境数据监督中,没有发挥出数据技术应有的效用。

  第三,环境资源司法大数据应用矛盾尖锐。环境资源数据信息全面公开是环境资源司法的重要裁判标准。鉴于数据处理能力的低下和数据发布的局限性,许多数据公开只能简单地将最基础的数据发布给受众,根本无法处理较深层次的数据,更不用说详细专业的数据。另外,环境数据信息的公开具有被动性。尽管早在2007年就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囿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对立”、环境信息法律规范的不健全等原因对于环境信息公开多有抵触。2011年,中华环境保护联合会在多次要求贵州省修文县环保局信息公开未果后,起诉修文县环保局,要求公开环境信息,并获得胜诉?[12]。在中国多次PX项目事件之中,由于环保信息不公开等原因造成的群体事件也时有发生 [13]。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造成的影响也与信息公开机制有着直接关系 [14]。

  第四,环境资源守法大数据应用供给不足。守法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个人环境数据信息收集还比较困难,国内外对于环境数据信息私人收集的监管存在空白区域,民间和非政府第三方的环境污染监测装置精度不能保证,而生产活动中获取环境资源信息困难度又较高,这使得企业和个人在环境资源法治层面守法成本高昂,更谈不上获取数据信息带来的便利。数据监测设备低规范化与数据获取难度高这两方面导致了公民守法难度的提升。对企业而言,被动守法依然处于常态,在数据方面和监管部门“斗智斗勇”较为常见,监督部门也疲于对污染企业进行全方位立体监管。对个人而言,举报环境污染信息困难,无法直接对环境信息有正确认识,只能通过目测的方式进行主观判断,造成了有的企业关闭净化装置被监管部门惩罚,打开净化装置造成处理后气体排放被居民误以为污染气体举报的窘境。

四、中国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摆脱困境的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困境,学术界和实务界仍处于探索阶段。王威与朱京海的研究虽描述了基于大数据的智慧环保蓝图,提出了从大局出发、加强基础建设、建设及完善大数据中心三方面的大数据智慧环保解决方案,但该文并未进行深入探讨 [15]。罗俊杰、李芷欣以宁波市环保为例提出了宁波市环保大数据开发利用机制构建的战略步骤,着重介绍大数据技术运用及选择,提出了大数据平台建设的技术建议,为环保大数据实践提供帮助 [16]。詹志明、尹文君梳理了美国在数据开放、数据共享、公众参与中做的具体工作,并结合我国环境污染防治实际情况提出了环保大数据在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创新中的开放、共享、标准和融合等关键点 [17]。陈刚、蓝艳从大数据环保国际经验入手,梳理了美国在信息公开方面的相关法律,提出我国大数据产业在环境资源信息应用上应避免大数据公开不当造成危害的弯路,并提出了加强大数据国际合作的思考 [18]。 总的说来,目前对于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的运用仍较为零散,缺乏宏观的制度维度思考。笔者以为,可分领域、分阶段、分步骤地协同推进中国环境资源法治建设大数据应用工作,以完成最终目标。首先在数据信息资源收集上做好提高数据收集能力与减少数据处理周期两方面工作。其次,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方面有效提升环境资源信息数据利用。最后,科研投入与完善法规并行,确保前两个方面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提高环境资源数据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

  信息收集能力是大数据体系的基础,只有真正精确、准确、真实、即时的数据资料,才能服务于环境资源法治。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的运用首先应当解决数据收集难题,增强数据收集能力建设。

  第一,构建环境资源数据收集技术网络。环境资源数据信息收集能力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扩大数据信息收集范围,提升监测精准度。现有环境资源信息收集的范围仍然比较狭窄。以最常见的空气质量监测为例,二线城市通常也仅有不到10个监测点,对于非城市区域的监测空缺度较高。建议逐步逐区域增加监测范围,提高监测精度,提升信息传输速率。建立智能报警系统,对于超过标准的数值由计算机自行进行判断,并将报警信息传输到环保部门,当数值信息超过某个过大值时,直接将报警信息传输到所有相关部门,自动启动环境污染预警机制,以最快速度将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增加数据信息收集种类,扩大抽样样本。增加环境资源信息收集种类,逐步扩大到整个生态圈,按步骤提高监测的全面性。除资源信息的收集率外,对数据信息分析能力的研究也要相应提高。建议在环境责任测度模型研究方面注重创新性研究,构建多种有效的综合测度模型,提高企业排污环境责任测度的效果和效率 [19]。

  第二,实时分析降低环境资源数据周期。提高环保部门信息处理反应速度,是现阶段环境资源信息工作的首要任务。目前由于科学技术、资金投入、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原因,环境资源数据信息技术的发展还处于较低层次。但中国信息收集员使用了诸多依靠人力或少量技术进行支撑的大范围数据收集方法,为中国环境资源法治管理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并没有被完全得到使用,甚至经常是已经发生了环境污染事故,由调查组对过往数据进行排查时,这些数据才起到作用。数据信息的使用具有即时性特点,政府理应建立专门信息传输渠道,对信息传输进行重点关注,确保有用信息能够在第一时间传入决策者之手。因此,消解数据壁垒和数据孤岛,构建整体性治理模式,从碎片化的部门办公模式转向整体性的跨部门协作模式是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向 [20]。

  (二)加强环境资源法治建设各领域数据化应用水平与能力建设

  环境资源数据的法治化是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发挥作用的基础,要从环境资源信息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层面构建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保障体系。

  第一,通过建立大数据应用模式提升环境资源立法的针对性。从数据信息资源收集、任务规划、数据的存储和处理等数据信息运用过程出发,最终达成环境资源立法目的。按资源类别(土地、大气、森林、草原、水域、渔业、海域、矿产)分别建立数据库,实时收集资源内相关信息,录入平台,供后续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检索和计算使用。根据环境资源立法目标,对收集的大数据资料进行储存和处理,将有用数据提取、简化,建立便捷离线索引,使立法部门可以对数据进行快速有效查阅。分门别类建立监测子任务,加入云计算系统中,形成完整的大数据体系。通过招投标方式,进行服务选择,建立专用服务模式。最终由专业人员对大数据信息进行处理,建立数据库,将数据简化提炼后,交由立法部门使用。进一步完善数据数量及质量,建立环境法专有数据人才库,鼓励企业加入大数据平台建设,建立政府专有数据小平台,着重处理保密数据,加强信息公开与全民参与,从而最终完成环境资源大数据库与立法系统的结合。

  第二,进一步整合环境资源信息数据以提升执法精细化与科学化水平。环境资源信息数量庞大、良莠不齐。如果缺乏对数据的整合和处理,就会造成数据复杂且无用。只有通过环境资源信息人员对原始数据进行挖掘、处理、筛选,才能发挥其作用。数据信息整合机制有助于改变环境资源数据信息碎片化现象。因此,需要通过立法上对执法过程信息记录进行强制性规定,保证数据的真实有效。坚持环境监测的科学性,在保证“双随机”(检查对象随机、检查人员随机)的前提下,加强定点定时检查,除了重点关注国家级与省级重点污染源的定期执法,下一步要确定市级重点污染源的定期执法检查。将收集到的环境数据上传到统一平台后,分类标注环境资源信息,建立简单数据库,供内部使用。执法的精细化与科学化需要培养和聘请环境信息处理人员,组建数据专家团队。通过对环境资源信息的专业处理,从信息处理反向改进信息收集技术,进而整体提高环境执法中对环境资源数据信息的使用能力,使环境执法更为精准与科学。

  第三,督促政府依法全面公开环境资源数据信息以进一步增强司法生态文明建设服务能力。公众有权知晓、参与、监督涉及环境资源信息,并有权通过法定程序表达自己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意愿。中国现阶段环境信息公众参与阻碍来自于政府部门对于信息公开的认识不够全面。因此,中国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切实完成环境资源数据信息公开工作是增强司法机关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意识的突破口。落实信息公开工作,对环境资源数据信息应采取可视化模式提供给社会查询。对污染信息,应利用信息传输通道,确保相关部门掌握此类信息,方便污染救援及处理。督促政府全面公开环境资源数据信息是环境资源司法大数据有效应用的重要前提。只有政府部门依法全面公开环境资源数据信息,才能促使环境资源大数据司法应用工作有效开展。

  第四,建设专有数据信息处理中心以提升违法成本和降低守法成本。中国可建立环保实时数据库,提供公众环保数据查询。建立环境信息交换中心,负责环境数据的传输与分享。环境信息交换中心应提供快速、有效、安全、精确、实时的数据交换网络,以信息高速公路联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环保局及各分支单位。建议由政府财政投资建设这样的服务工作中心,该中心作为环保监督执法部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免费为企业提供环境信息数据查询、计算、预测服务,方便企业合理展开绿色生产经营活动。环境信息交换中心还需要负责环境信息数据安全,提升环境电子数据交换安全。将数据库数据透明化,降低社会公众对各项环境资源数据信息的掌控成本,建立全民互相监督机制,进而利于报告、检举、起诉环境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加大行政执法、判决执行、调解结果监督追踪力度,进而提升违法成本,降低守法成本,最终促使全社会形成自觉守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三)加强环境资源数据信息收集体系化制度建设与大数据科研投入及人才队伍建设

  针对目前我国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起步晚、实践差的现状,尤其需要注重科研投入及人才队伍建设,如此方能最终促成我国环境资源数据信息法治化的进程。

  第一,完善有关数据信息法律法规,加强环境资源数据信息收集体系化制度建设。加快对大数据的立法,对于推进大数据安全高效利用至关重要。环境资源立法有必要对相关数据信息收集、流通、使用等进行规范,建立健全环境资源大数据运用机制,精准定位,明确发展方向。从根本上统一数据格式标准,明确数据交易原则,逐步开放环境资源数据,拓宽数据渠道,确保数据产业良性发展。此外,加强环境数据立法可提升环境资源依法治理水平,强化依法行政能力,丰富管理内容,确立管理原则,使得环境资源依法治理得以较好平衡“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之间的冲突。尽早规范环境资源数据信息的收集处理及利用,对于中国环境资源依法治理下一阶段的工作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二,加大大数据领域的科研投入,提升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发展的前沿性研究动力。环境资源大数据数量庞大且专业性极高,加强专业性环境资源大数据处理人员的队伍建设,可以大大提高环境资源数据信息的信度和效度。政府采购大数据服务,不但有助于减轻政府培养人才的周期性长、信息机构臃肿等难题,而且也能盘活大数据市场,产生非资源消耗型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应当积极引导和鼓励环境资源大数据“产学研”一体化建设,大力发展匹配环境资源大数据法治应用的专用大数据技术,将科研投入法治实践。

  第三,加强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保障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人才充分储备与及时到位。大数据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大数据人才的支撑,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关键作用早已成为社会共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无论是市场对“第一资源”科学合理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还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都离不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框架下的人才法律体系。合理建设人才队伍,做好人才队伍梯队建设工作,将大数据应用于环境资源法治领域提升作为长期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来看待。要做好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工作,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与环境资源法治建设之间的关联性,将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落到实处。

????五、结 语

  目前,中国虽然在大数据研究方面起步晚,在包括环境资源大数据在内的大数据处理发展上还未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但是,中国如能在大数据上跟上国际发展脚步,大数据研究与产业发展也可得到长足的进步。环境大数据是提高中国环境管理信息化水平的重要手段,将在推进环境法治体系和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客观地说,中国环境资源数据信息复杂且庞大,信息收集及处理工作任重而道远。大数据技术在全球都属于起步阶段,各项技术还不完善,专业信息技术人员还很缺乏,这是一条长路,也是一条必经之路。大数据技术在环境资源法治中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正确对待新技术冲击,重视新技术理念,培养新技术人才,建设数据处理中心,推动信息公开,这样才能跟上全球的发展,保护自己的绿色家园。

  从大数据视野下公众环境信息权的建设角度来看,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是公众环境信息权建设的基础,让公众了解环境资源信息需要大数据作为政府部门提供真实、有效信息的技术保障,而大数据乃至大数据可视化所产生的新型表现形式为公众接受各种环境信息提供了可能。因此只有解决了环境资源法治大数据应用的现实困境,才会使公众环境信息权成为可能,进而脚踏实地地推进环境资源良法善治目标的实现,为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法治观念的美丽中国与平安中国奠定坚实的信息基础与治理手段。

  作者简介:方印(1969-),男,贵州瓮安县人,贵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省环境与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民法、环境与资源法、防灾减灾法;高赟(1988—),男,贵州贵阳人,贵州电子商务云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综合部主管,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环境法;张海荣,(1991—),男,江苏泰兴人,硕士,bet36亚洲官网_bet36官方备用网址_bet36投注律师,主要研究方向:环境与资源法学。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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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China 's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Law

  (Fangyin1 ,Gaoyun2,Zhanghairong3)

  Abstract? Whe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arge admin/data industry,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set up a large group of eco-environmental admin/data construction leading group, the purpose i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use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protection of large admin/data applications in the important role.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large admin/data resources in China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possibility of large admin/data technology for the combination of fine governance and large-scale governance, static governance and dynamic governance, timely governance and long-term governance. China's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The rule of law admin/data application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mainly focused on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legislation, law enforcement, justice, law-abiding four aspects. Although the importance of large admin/data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construc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rge admin/data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in the practice of law. The real dilemma faced mainly is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 admin/data information system Inadequate and Big Data Application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The rule of law in all areas of personality highlights these two aspects. The corresponding coping strategies are mainly embodied in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admin/data collection, strengthening the level of admin/data application in various fields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strengthening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 admin/data collection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 admin/data research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ed personnel.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law; admin/data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dilemma;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数据时代公众环境信息权的法律再造研究”(项目编号:17BFX208);2017年贵州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创新团队建设项目“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及防震减灾法若干问题研究”(项目编号:GDT201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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