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加强我国对民营企业的刑法保护

发布时间:2018-06-29作者:李美佳,王娟娟,陈豪

???

??

2016 11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也于1129日发布《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这是国家保护非公有经济的庄严宣示,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重大改革。其中第五条提出“健全以企业组织形式和出资人承担责任方式为主的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加大对非公有财产的刑法保护力度”,民营企业作为非公有经济的一部分,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保护力度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而刑法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部门法之一,可以为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最有力的法律保护。

?

一、完善对民营企业刑法保护的价值分析

?

首先,何为民营企业?其定义在我国刑法体系中没有明确界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为刑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笔者认为,民营是指由民间资本经营,所以,所有由国家经营的企业必然不属于民营企业。在我国,国有企业指国有独资或者国家参股并且所占股份达到能控制该公司、企业的公司、企业,因此这类企业都不属于民营企业。而“民营”与“国营是相对的,所以,国家未参股或虽参股但未达到实际控制程度的公司、企业就属于民营企业。综上,只要不是由国家参股的,包括私有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都是属于民营企业分范畴,为何在目前阶段我国加强对民营企业的刑法保护?笔者总结如下三点原因。

?

(一)民营经济在我国整个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决定

?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实现快速发展,在国家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对国家经济所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据统计,2016年,中国工商注册的企业约1000万户,国有企业约20万户,98%为民营企业,还有个体工商户2800万。2016年的数据显示,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部分省份和地区已经超过70%。同时民营经济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90%的新增就业数量在民营企业,并且贡献了国家50%以上的税收。此外,民营经济还是出口创汇的有生力量,20年来,我国约50%以上的出口交货值是由民营企业里的中小企业创造。[①]

这种背景下,关注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和发展问题有利于民营企业为我国经济贡献更大的力量,尤其是目前,我国正推进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在此过程中,民营企业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刑事法律保护的基础上,对侵犯民营企业利益的犯罪行为进行依法有效打击,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形成安全、稳定、可预期的商业环境,有利于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法律武器的保障,符合市场经济与法律的客观关系。

?

(二)体现刑法对平等价值的追求

?

平等是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法律平等地对待同样的行为,法律在对行为施加保护和惩罚时,只关注行为的性质和后果,而不是关注行为人的身份。刑事法治中,刑法的平等观念体现为刑事立法平等和刑事司法平等,刑事立法的平等是司法平等的前提,但刑事立法的平等需要通过刑事司法活动来促使实现,因此,需要通过刑事法律的实践来实现立法平等与司法平等的统一,刑法平等才能真正实现。[②]

我国《刑法》规定,刑法的任务包括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同时受到刑法的保护,但是,只有当二者具有同等的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才符合刑法中平等的法治理念,再此理念的指引下,刑法对犯罪性质相同、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等基本相同的犯罪行为的惩罚不会因主体为民企营业而产生法律适用不公平的现象,这也是刑法中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本质要求,是法学界的良治体现。

?

(三)协调我国法律体系,符合国际规则

?

马克思提出:“财产是和一定条件,首先是同以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程度为转移的经济条件相联系的,而这种经济条件必然在政治和法律上表现出来。”[③]可见,财产并不是同法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一定经济条件在法律上的反映,可以法律确认的事实财产形成财产权,在法律的保障下,经济的发展才能更顺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体系,是服从于市场规律、协调运作的有机体。法律体系中,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是最有力、易见效的法律,这就决定了刑法的制定、修改和完善,应当与其他部门法相协调一致,然而我国刑法的立法现状却并非如此,在民商法、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对民营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的规范和保护都是平等适用的。但刑法对民营企业的保护较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保护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力度上的不足,完善刑法对民营企业的保护符合法治的基本精神,有利于法律体系的和谐发展,维护法治体系的内部协调。

同时,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应当重视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原则”。“非歧视原则”要求成员国对国内的经济主体和国外的经济主体给予平等的对待,作为经济大国,我国也应当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时所作的承诺,遵守基本规则,更好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如果对国外的经济主体给予与国内经济主体同等的对待,国内的经济主体间存在歧视对待则是非常不合理的。[④]

?

二、当前刑事法律在保障民营企业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

尽管我国刑法对非公有财产不断的给予更完善的保护,但是,在对民营企业的保护效果上不尽人意,如在立法方面,刑法的少数条款中对公有和非公有经济区分对待,导致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有效的维权;在司法实践中,公权力不重视对民营企业的保护甚至存在以公权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等情形,具体概括如下。

(一)刑事立法

1.刑罚力度的区别对待,同质的罪名但法定最高刑因侵犯的财产权所属主体不同而不同。

例如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区别。根据目前的刑法规定,贪污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而职务侵占罪的法定最高刑是15年有期徒刑;挪用公款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而挪用资金罪是10年有期徒刑;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15年有期徒刑。以上罪名的法定最高刑表明,刑法对这些常见的同质的罪名的规定显示偏颇,也表明在民营企业中的犯罪代价比在公有企业中犯罪的代价低得多。

2.罪名的立法缺失,同质的犯罪行为因侵犯的财产权所属主体不同而存在有罪与无罪的区别。

最具代表性的罪名包括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等。此类的犯罪主体都仅限于国有单位的人员,民营企业的工作人员在实施相同的行为时则无《刑法》规制。因此,即便民营企业中的工作人员存在重大过失、造成企业重大损失,企业也只能通过其他法律救济途径维护权益,得不到刑法的保护,维权道路困难重重,往往在长期拖延之后也得不到理想的救济效果。

3.追诉标准不一,同质的罪名的追诉起点因侵犯的财产权所属主体不同而不同。

例如, 职务侵占罪的追诉起点是六万元,贪污罪的追诉起点是三万元,存在特殊情形是一万元。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追诉起点是受贿罪追诉标准的两倍。职务侵占罪侵犯的是私有财产权,贪污罪侵犯的是公有财产权,两个罪名不同的追诉起点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 《刑法》对于公私财产保护的力度不同,而追诉起点的不同影响的是民营企业维权方式及效果的差异。

?

(二)刑事司法

?

1.罪与非罪界限不明,选择性司法问题突出,民营企业的合法行为甚至也存在一定法律风险。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曲新久曾提出“刑法对相关犯罪都有规定,目前主要问题是处理犯罪时要注意把握界限,不能将法律上争议很大的问题进行犯罪处理。”司法实践中的定罪标准并不十分一致,有的地方司法机关按照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定罪,而有的根据《刑法》第13条规定的关于犯罪的概念定罪,这种实务操作标准不一的问题表现出随意入罪和严格出罪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⑤]例如,目前大量案发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等非法集资罪名,民营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存在严重的资金压力情况下,民营企业家在正常贷款等途径不能解决资金问题时选择正当的企业融资,但在企业经营状况不良的情况下,企业的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就变的难以区分。又如,对于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有的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2.体制内部的偏爱式司法运作,使法律救济效果在民营企业与公有企业之间形成明显对比。

从对刑事案件大要案的考核点来看,对于涉及国企的重大违法犯罪案件的办理,基本属于司法机关的工作重点;而当民营企业的雇员非法占有、挪用、卷逃资金时,有些司法机关往往不以犯罪论处,只按民事纠纷立案, 甚至不了了之,同时,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违规经营甚至涉嫌违法行为,一旦涉案,容易“新账旧账一起算”,因此,民营企业在遭受行政机关不合法行政行为侵害时,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在这种司法环境下,造成恶性循环,民营企业的所有者多不敢放手经营 ,不能充分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及法律赋予的权力,因而企业难有大的发展 ,同时又容易形成官商依附的关系,滋生腐败。[⑥]

刑事实务中, 在民营企业与公有企业之间发生利益争端时,司法人员对公有资产的保护也显现出过强的司法能动性,即使私营企业在诉讼中获胜,法院的判决也往往会因种种借口而得不到顺利执行;但对公司和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债务纠纷,公司股东之间的权益纠纷,即便案件性质属于民事纠纷,也不排除司法机关将其作为犯罪处理。[⑦]

3.财产管理方式消极,民营企业涉嫌刑事犯罪后,往往不能继续进行正常的经营活动,甚至导致破产倒闭。

在司法执法不够规范的情况下,不论民营企业涉案性质轻重,一旦涉案司法机关动辄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造成企业无法进行正常生产经营;同时,处理涉案财物时容易扩大范围,存在混淆企业法人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混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混淆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等问题;对于涉嫌刑事犯罪尤其是经济犯罪的民营企业来说,即便企业在现有状态下可以正常生产经营,通过生产经营可挽回较大的经济损失,但也没有机会进行生产经营,这对于涉案的民营企业来说必然是雪上加霜。由此可以看出,刑事案件中的涉案财物管理处置机制不完善,导致了涉案财物积压严重、保管标准不统一、管理方式随意等问题,这不仅是对涉案民营企业的损失,也是国家资源、社会财富的浪费,更是对我国法制的践踏。

?

三、如何加强对民营企业的刑法保护

?

(一)以平等保护的原则完善相关立法,调整、修改刑法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条款,健全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法规。

?

通过完善立法加以解决,将缺失的罪名通过增设立法加以弥补或将带有歧视性的罪名纠正、整合,如将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的立案标准、法定最高刑期统一在相同的范围内,其目的是把不平等罪名的构成要件及量刑改造,又如将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进行合并,将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合并,合并之后成为同一个罪名,适用同一个量刑标准,调整之后,观念上的平等意识加强,可循序渐进将任何财产权放在同一个保护层面上。同时,为保护民营企业的经济发展,应尽快出台关于刑民交叉案件处置程序的立法规定或司法解释,处理刑民案件交叉时,是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无论是先民后刑,或先刑后民,或二者同时进行,立法应当在不影响司法机关追究刑责的前提下保障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为出发点,灵活适用。[⑧]

?

(二)司法实践中,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防止选择性执法。

?

对民营企业的执法过程中,应坚持对经济犯罪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认定标准,严格和正确适用定罪标准。在刑罚的问题上,考虑行为人及其人身危险性(主观方面)的应有作用,强调预防的正当性。当前对民营企业执法过程中,突出的问题是对犯罪嫌疑人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不加分析,盲目认定,不考虑民营企业面临的实际困境以及犯罪的主观恶性。例如,民营企业的违规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不清,正当的企业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不清,民事欺诈与诈骗罪的区分模糊等等。[⑨]

2014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规定:“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犯罪与行政违法、犯罪与民商事纠纷。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生产、经营、融资活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对待,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得以违法论处。违反有关规定,但尚不符合犯罪构成条件的,不得以犯罪论处。”在此规定的基础上,司法人员应当改变对公、私的不平等对待观念,树立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意识,遵循罪刑法定、从旧兼从轻等刑法原则,处理民营企业涉罪案件,对虽属违法违规但并不构成犯罪,或者罪与非罪区别不清的案件,坚持做无罪处理。对于已经结案的不规范案件,在当事人提出申诉的,司法人员应当勇于面对,甄别纠正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民营企业刑事错案冤案,为民营企业的再生、发展提供法律支持。当然,做到以上措施中,不仅需要司法人员的意识改变,也要改变司法工作的考核制度,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政策保护。

?

(三)规范民营企业涉罪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

?

在不影响刑事责任承担的前提下,应从人员和财产上保障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资本是企业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是民营企业的生命线,涉案财产的处置过程中应当细化对民营企业和人员的财产处置规则,依法慎重决定是否采取相关强制措施以及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根据2016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和执行民事商事案件保障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通知》规定“在采取财产保全和查封、扣押、冻结、拘留等强制执行措施时,要注意考量非公有制经济主体规模相对较小、抗风险能力相对较低的客观实际,对因宏观形势变化、产业政策调整所引起的涉诉纠纷或者因生产经营出现暂时性困难无法及时履行债务的被执行人,严格把握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的适用条件,依法慎用拘留、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由此,司法机关在处置涉案财产时,应考虑企业的正常运营,对于民营企业的涉案财产,确需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的,除依法需责令关闭企业的情形外,应在条件允许下为企业预留出必要的流动资金和往来账户,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和处置涉案财物时,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区分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⑩]

?

(四)建立健全民营企业的刑事犯罪预防体系

?

2016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其中规定“建立健全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制度”,“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公司律师制度”,其目的是促进依法办事,减少法律风险,实现犯罪预防。反观民营企业,其民事风险与刑事风险往往更大,且刑事风险一旦实现,其对民营企业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已有法律援助等法律救济性规定,但刑罚作为事后的惩罚性措施,如何在事前做好宣传、普及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法律适用的前提是明知,因此,法律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于法律的宣传,在一些罪与非罪较为模糊的地带,民营企业在无意中可能就会触犯法律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企业现代化的发展中,如何采用现代化的先进科学技术手段预防犯罪,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的教育和预防问题,也是民营企业所急需的,因此,应专门立项,专题调研,总结、推广可实践性的经验,早日完善我国预防犯罪的法律体系。

在今天,民营企业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壮大国民经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为民营企业提供坚实、有力、有效的刑法保护,不仅是遵守宪法基本原则的要求,也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需要。



[①] 主编:邹东涛,2013813日,人民网理论频道。

[②] 李辉:《非公有制经济刑法平等保护之思考》,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11卷第1期。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12页。

[④] 李永升,叶静:《国有与私营企业刑法平等保护论岗》,经济研究导刊201219)。

?[] 《完善刑法制度,强化非公经济平等保护》,检察日报201779日,第003版。

[⑥] 黄利红,王成明:《非公有和非公有经济刑法平等保护的再思考》,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8卷。

[⑦] 管志利:《略论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保护问题》,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 樊崇义:《刑事诉讼中如何平等保护非公经济》, 来源:检察日报。

[] 《“加大非公有财产刑法保护”背后有何深意》,法制日报20161207日。

?[]赵秉志 左坚卫:《为什么要对非公有财产加强刑法保护》,光明日报2016-12-19

?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集慧路16号联创科技大厦B座7层
? ?电话:86-025-84215275  传真:86-025-84215293
? ? ?版权所有:bet36亚洲官网_bet36官方备用网址_bet36投注?????? 苏ICP备12050907号-1